东西问｜万件文书残片揭秘，新疆吐峪沟石窟藏着怎样的文明交流史？ — 官方正版免费下载

中新网乌鲁木齐3月16日电(作者 王小军 戚亚平)2025年5月，位于新疆吐鲁番市的吐峪沟石窟，历经十次考古发掘后面向公众开放。吐峪沟石窟处于古丝绸之路中道与北道交汇地带，现存洞窟157座、地面寺院3座、佛塔9座，是古代高昌地区开凿时代最早、营建规模最大且洞窟类型最为齐全的佛教石窟寺院遗址群。

吐峪沟石窟有何特别之处？其中出土的佛经和文书，如何实证古代新疆作为丝绸之路“文明十字路口”的特殊地位？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陈爱峰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作深度解读。

中新社记者：吐峪沟石窟出土的多语种佛经和文书，如何证明古代新疆作为丝绸之路“文明十字路口”的特殊地位？

陈爱峰：2010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等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开始对吐峪沟石窟进行多次系统性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总计约6000平方米。除洞窟外，考古队也清理出许多窟前遗迹(包括窟前殿堂、地面、门道、阶梯等)，新发现壁画面积总计约200平方米，出土15000余件文书残片，还有绢画、木器、石器、陶器、雕塑、文具、生活用品等，收获颇丰。

考古发掘出土的纸质文书，包括汉文、回鹘文、粟特文、藏文等多种文字。其中既有佛经写本，也有世俗文书、古书注本等，部分文书保存较完整，有纪年题记，还有少量带有卷轴。字体风格最早的文书，可能出自公元4世纪或5世纪。

这些文书为研究吐鲁番及西域历史文化提供了新资料。通过文书可以发现，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在此交汇，带来了各自的语言文字及背后的文化体系，反映出古代新疆是多种语言文化交融之所。除佛教典籍之外，还出土了少量道教、摩尼教文书，体现新疆地区多宗教并存的特征。

中新社记者：吐峪沟石窟的洞窟建筑形制，受哪些地区建筑文化影响？

陈爱峰：吐峪沟石窟的中心柱窟，有沟西区中部高台第33、22窟，沟东区第18窟等。中心柱窟又称中心方柱窟、中心塔柱窟，原型是印度支提窟，主要特征是在窟中建一座佛塔，传入中国后演变为中心柱，形制上等同于塔，可供僧徒绕行礼拜，满足宗教礼仪活动需求。

第33窟位置显要，规模较大，营造了以此塔庙窟为中心，上下两侧僧房第27-39、52-61窟的洞窟组合。第33窟由踏步、前室、主室三部分组成，中心塔柱残存塔基、塔身。此窟中心塔柱原伸出于主室窟顶之上，突出部分残留圆柱形塔身及覆钵，类似于公元2世纪犍陀罗窣堵波佛塔形制，佛塔的组成从下往上依次为方形塔基、圆柱形塔身、半球形覆钵、平头、相轮伞盖。

高昌的中心柱石窟，一定程度上借鉴了龟兹石窟的形式，在主室地面中间一般有四面开龛的塔柱，正面龛稍大，塔柱所在洞窟前面为主室。相较于龟兹中心柱窟低矮的甬道，吐峪沟中心柱窟的甬道十分高大，是典型的礼拜窟。

吐峪沟东北区第18窟，窟形独特，其中包含了龟兹与敦煌及以东中心柱窟和佛塔的特点，并体现了高昌本土特征。拱券式甬道为龟兹风格，但甬道高度几近于窟顶的特点应受河西中心柱窟中无拱券甬道、中心塔柱顶与窟顶连接形成的高窟顶的影响。该窟顶佛塔特征具有二层佛塔层级，此类佛塔由中原楼阁式塔(或塔柱)演化而来。

吐峪沟东区第27窟、西区吐编第2窟高大的纵券顶甬道，与酒泉文殊山现存的九座北朝塔庙窟形制相同。吐峪沟西33窟、22窟兼具龟兹和敦煌两地风格，也体现了麴氏高昌时期重层塔柱的地域特色。

中新社记者：吐峪沟石窟发现的授田契约、户口名籍等世俗文书，与宗教文献在内容上有哪些关联，如何呈现当时的社会风貌？

陈爱峰：授田契约展示了当时的土地制度、农业生产关系，以及经济活动中的租赁、买卖等情况。唐代西州时期的土地契约、寺院账目，表明石窟经济依赖葡萄园与棉田租赁，户口名籍则反映了当时的人口状况。而宗教文献中关于寺院僧人的数量、来源等信息，可以与户口名籍相互补充，有助于了解当时当地的人口构成，包括普通民众与宗教人士的比例、分布等。

此外，世俗文书使用的文字与宗教文献一致，如汉文、回鹘文、粟特文等多种文字在两类文书中均有出现，体现了文化的交融与统一。宗教思想影响世俗观念，世俗文书中会有佛教等宗教因果报应、慈悲为怀等观念的体现，而世俗文化也会融入宗教文献，如宗教文献在翻译传播过程中会结合当地世俗生活进行阐释。

中新社记者：石窟内佛像造型在服饰、面相、手印等方面的演变，如何体现古印度佛教艺术与中原、西域本土艺术的融合创新？

陈爱峰：吐峪沟石窟壁画早期受犍陀罗艺术影响明显，衣纹厚重褶皱，青绿与赭红为主色调。佛衣样式多以通肩式、右袒式为主，受古代印度犍陀罗及秣菟罗佛教造像的影响，如吐峪沟第2窟千佛是衣纹紧密的“曹衣出水”式。

吐峪沟早期壁画人物面部使用了龟兹的晕染法，在形象装扮上与龟兹菩萨相似，如吐峪沟石窟第12窟说法图，右侧的胁侍菩萨头戴宝冠，披巾轻垂，佩耳珰、璎珞、臂钏、腕镯，脸型丰圆，肩膀宽阔，体态健美。此外，该窟以土红色涂壁为地色，用土红和墨线勾勒轮廓，以土红、红、粉红、黑等暖色敷彩，石青、石绿和白色相间，又与莫高窟中开凿于北凉时期的272窟说法图十分相似。

壁画配置上，吐峪沟第44窟四壁的画面上段中央绘说法图，其余满绘千佛；中段为本生故事画；下段绘三角垂帐纹。这些壁画以及佛本生故事画的构图、画法、敷彩等都与莫高窟北凉时期的洞窟相似。

吐峪沟石窟的造像风格，除高昌回鹘本土特色外，也有龟兹和敦煌壁画的风格。吐峪沟早期石窟，佛和菩萨像均采用龟兹地区流行的晕染法，即肌体裸露部分采用由深到浅的着色方式，使肌体产生凹凸效果的立体感。这些壁画也重视人体解剖和形象的塑造，在胸、腹，尤其是膝、肘等关节处，用铁线勾出圆形。

此外，吐峪沟石窟壁画的用色也比较复杂，如第40、44窟以土红为底，色调温暖、厚重、浓艳。第12、38等窟石青、石绿色占据主要地位，色泽淡雅、庄重。敷彩的方法大都是平涂法，也有使用凹凸晕染法，肢体一面用赭红色晕染，立体感很强。这种晕染的方式一直影响到河西走廊及其以东的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吐峪沟石窟显然是这种绘画方式向东传播的重要一环。(完)

陈爱峰，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新疆第十一批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新疆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优秀人才，敦煌研究院人文部特聘研究员，新疆师范大学、新疆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曾受邀到蒙古国国立大学、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研究院做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石窟艺术、隋唐史、吐鲁番文书。近年主持和参与国家级课题三项，出版著作三部，在《中国史研究》《宗教学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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